常常看到一些举报腐败的贴子总有人回贴说：“有充足的证据就到纪检部门去告啊，有狠就去把他告倒啊！如今各级纪检部门都有举报信箱、举报电话，大门开着的，在这儿瞎说算什么好汉……”云云。说这种话的人要么自己是贪官，要么是贪官豢养的帮闲帮贪帮腐之流，因为这种貌似“理直气壮”的背后，一是别有用心，二是表示对无奈之下只好网络举报的老百姓的蔑视和嘲讽，三是权势者对弱势群体的示威。全国著名的大贪官李真、王怀忠等人在倒台之前，不是常常对老百姓说：“有狠去纪委告我啊！去把我告倒呀！你们告一次，只能使我升一次”吗？
第一、老百姓能不能够拿出贪官的腐败证据？
我们首先要明确：老百姓的义务是提供官员腐败的线索，而不是证据；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是根据线索使用侦察手段取得证据，否则就是失职。
官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公权力，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而宪法也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在现实中，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能享有各种侦查手段，因此，他们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只能提供线索，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证据。如果要求对官员提出批评、举报的公民都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事实，那么就可能让相当一部分公民不敢对官员大胆提出批评、举报，以防被刑事追究。这就无形中损害了公民的批评权、监督权，有损于民主法制社会“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核心价值。
因此，一个普通百姓的义务只能是提供官员腐败的线索，由纪检监察部门利用自身的权力使用侦察手段去取得证据。从法律的角度讲，如果普通百姓运用手段去获取贪官的腐败证据，则是违法。再说，如果老百姓举报腐败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那还要纪检监察部门干什么呢？
下面以在全国巨大影响的南京某房管局前任局长周久耕、湖北蕲春县教育局在任局长刘建文事件为例予以说明。
南京群众认为周久耕有腐败行为，但他们不可能拿出周久耕腐败的证据，只能提供其线索，于是将周久耕吸剩的“天价烟”小小烟头在网络公开，以引起纪检部门的关注。南京市纪委就是通过这个“小小烟头”的线索，再利用侦察手段查出了周久耕的腐败事实。南京市委、市纪委这种实实在在地反腐败精神，的确是值得全国人民敬仰和向往的。
与此相反的是，蕲春县数百群众几年前就在省委、省政府主办的《荆楚网．投诉热线》发贴数千份，举报蕲春县教育局现任局长刘建文各种腐败问题千余个，以及由此引发的轰动全国的“蕲春网络‘诽谤’案”又暴露出大量证据，可到现在仍没有引起该县任何纪检监察部门的关注。无论是南京网民提供的“小小烟头”，还是蕲春群众举报的千余个腐败问题，都只能算是线索，相比而言，蕲春群众提供的线索比南京网民的“小小烟头”重要得多，查起来也容易得多。因此，在全国报纸、电视、广播、网络一齐出动，重炮猛轰的情况下，蕲春县能够顶住压力，对此事表现出集体失聪，刘建文至今无人查、无人问，照旧当官，的确令人费解。
第二、老百姓向纪检部门举报有没有用？
众所周知，群众向纪检部门举报的程序是：如果匿名举报，各级纪检及监察机关是不予理睬的；实名举报，则层层往下批转；电子邮件举报则是由工作人员处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因素：纪检部门处理案件是分级别的，一级管一级，层层往下批，绝不越级处理。
例如举报某县教育局长，举报信（包括电子邮件）发往中央、省、市各纪检部门，无论多少，最后全部批转到县纪委，由县纪委处理。正如某热点文章所说：“地方纪检办案，不是群众举报谁就查谁，也不是谁的问题大就查谁，而是某个领导让查谁就查谁，领导不让查，贪个金山银海也是清官。”事实的确如此。所有举报信集中在县纪委，如果举报的是副科级及以下干部，查谁不查谁，由县纪委书记决定；正科级一把手，查谁不查谁，由县委书记决定。所以，无论向哪儿举报，也无论举报信多少（哪怕三尺厚），最后只由一人说了算，所以只要把某一个人搞定就可以安然无恙，照样当官。一个正科级一把手（如教育局长），要摆平某一个领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直线，也可以曲线，还可以“围魏救赵”。因此，“地方是反腐惩贪还是纵容包庇，取决于某个领导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良心”，这句话是有深度的。当然，也不能说领导保护腐败就是缺乏“政治素质和道德良心”，而是因为同在一条船上，保护对方是为了保护自己。否则的话，何必要顶着保护腐败的恶名，被广大人民群众和全国舆论指责呢？但是，领导虽和腐败同一条船，并不是领导政治觉悟低，而是在无意识中被别人有意识地拉进了这条船，等到发觉上当，已是身不由已了。
我们常常听到贪官们豪气冲天地叫老百姓去纪检监察部门告自己，却没有任何贪官叫老百姓去网上举报自己。这充分说明，贪官对纪检监察部门是信任的，对网络则是害怕的。
第三、老百姓该如何反腐败？
当然，首先是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供某官员的腐败线索，由纪检部门利用本身的权力和侦察手段取得证据。但正如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先生所说：“可以通过组织途径来解决，但是组织途径往往不公开，一些举报信息在系统内部逐渐被消化了。”所以毛教授还强调：“举报腐败应该减少对组织途径的依赖，只有公开才会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第10版）于是，时代造就了网络举报。中央党校学者刘素华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与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我们不得不承认，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可以说，网络监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引人注目。它已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便捷而有效的手段。”（《人民日报》2009年2月6日第11版）
在今天，网络已经起到较大反腐作用，比如陕西周老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南京周久耕事件、温州“购房门”事件等等，皆是匿名网民暴料，引起社会关注，最终才得以还原真相、惩恶扬善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也有极个别腐败分子在权势的保护之下，是不怕网络和舆论的。哪怕舆论、媒体、网民闹得天翻地覆、惊天动地，他们如“鸵鸟”般，不看、不听、不理、不问，真正做到了“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只要某一级纪检部门、某一位领导对其起到保护作用，无论谁都是没有办法的。当然，这种情况毕竟是特例。
但即使这样，说总比不说好。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出出心中闷气也是好的吧。再说，乌云遮不住太阳，即使遮住了也只能是一时，腐败的乌云终将被正义的阳光驱散，总有一天会昭然若揭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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