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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深圳市政府将派出50名人事干部赴香港“取经”，探索如何在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利用积极稳妥的制度设计进一步推进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清除传统公务员管理体制的“官本位”弊端。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陆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香港是距离深圳最近的发达地区，也是对内地最具借鉴意义的改革样本。我们设立和完善政府年金制度就是要继续先行先试，为推进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管理改革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灵活的制度保障，促进公务员这一职业同其他职业的相互融合。”
自科举制度在隋唐创立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中国一直深入人心，官帽的大小常常被认为是衡量个人能力与业绩的重要标准。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在合约管理基础上的公务员聘任制。早在2000年6月，香港就开始对新进公务员全面实行合约制。
陆韬认为：“无论从国家部署还是当前社会的需求来看，下一步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都必须是公务员自身，实施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管理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今天改还是明天改，是主动改还是被迫改的问题。”
作为人事部批准的全国聘任制公务员制度试点城市，深圳在这一领域的改革始于2007年，但一直局限在小范围探索，2007年和2009年分两批仅招聘了53名聘任制公务员。
今年，改革在当地全面推开，所有自1月1日起新进入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均实行聘任制。当地政府还在原有制度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出台了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办法、社会保障实施办法及新的合同标准文本。
虽然与中国实行多年的公务员考试录用相比，今年参与招聘的大学生们不再是“入阁为官”，而是与入职企业一样，通过签订三年的劳动合同成为一名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的“打工仔”，但是报名参考者依然相当踊跃。
据统计，今年有4万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报名，34545人参加笔试，围绕166个职位的350个名额展开了激烈角逐，报名人数与招聘人数平均竞争比例达到115：1，参考人数与招聘人数平均竞争比例达到98.7：1，均创历史新高。
深圳大学法律专业学生钟文参加了报考，她说自己并不是为做官，只是看中了这份职业既体面又收入可观。根据此前公布的《职级薪级对应表》，像钟文这样的初入职场的“新兵”起薪为7000元，相当于上一年深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倍。
在推行聘任制度的同时，深圳还于今年1月开始正式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将公务员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三个类别，并为后两类建立独立的职务序列，工资待遇不再与行政职务级别挂钩。
这意味着未来深圳近七成的公务员将不必再通过仕途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只要努力工作，通过年功积累就可打破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陆韬认为，深圳当前对公务员的分类管理还处在初级阶段，属于粗线条的。行政执法主要涉及国土规划、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环保卫生、公安和监狱劳教警察等系统，约24000多人，占行政机关公务员总数的69％。
相比之下，在公务员分类管理更为成熟的香港，公务员职位被分为三大类380个职系，每个职位都有明确的职责权限、能力要求、薪酬待遇和发展前景。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教授说，虽然公务员分类和聘用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是这些改革有助于在政府部门建立起以专业化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职场文化，这是对中国千年来“官本位”文化的一种消解。
陆韬坦言，几年来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思想观念。此外，退出机制的建立与聘用制度的实施“同样迫切”，“一方面因为职场的特点就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另一方也是财政减负的必然之举”。
为了平稳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全面推行聘任制，深圳市的改革方案继承了过去30年“增量改革”的思路，从新聘用的年轻人开始，力求通过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吸引老公务员。
陆韬说：“深圳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公务员总计不到4万，占当地常住人口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还远没有迎来公务员退休高峰。但按照我们的测算，按照深圳当前的财力，要把本地全体公务员转入聘用制，也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
从全国来看，公务员队伍已经发展到630万人，陆韬认为，这项改革要在全国推广的主要阻力是财政的当期负担，随着退休公务员群体的增加，财政的负担会越来越大，只有融入社会养老保险，未来的财政压力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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